英伟达：史上最牛一笔天使投资

2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让刚成立就面临倒闭风险的英伟达由危转安，并由此缔造了一个2.8万亿美元的市值神话。

这是全球风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前不久，黄仁勋在母校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融资——1993年，两位天使投资人联合出手了200万美元，估值600万美元。正是这笔投资，让刚成立就面临倒闭风险的英伟达由危转安。

自此，才有了日后叱咤风云的英伟达帝国。

算下来，当年的一笔天使轮，至今缔造出2.8万亿美元市值的神话，无疑是风投助力科技巨头崛起最好的诠释。历史经验表明，风投活跃与否，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企业的繁荣程度，眼下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深思。

没有商业计划书，天使轮融了200万美元

这笔投资还要从1993年说起。

彼时，黄仁勋正在一家芯片公司担任工程师，两位好友Chris 和 Curtis找到他，表示想离职创业，希望黄仁勋能加入他们。当时正处于PC革命爆发之前，Windows 95 还没上市，奔腾处理器也还没发布，显而易见微处理器会非常重要，英伟达由此应运而生。

这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黄仁勋告诉他的母亲自己创业后，准备做3D图像芯片公司，消费者可以用来打游戏，他母亲直接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找个电子厂上班呢？”

总之，黄仁勋的创业开端极其曲折，他当时甚至还不懂如何去写商业计划书。为此，他到书店找到一本名为《如何写商业计划书》的书，一共有450页之多，而他只翻了几页后就放弃了，“等我读完它的时候，公司估计都倒闭了，钱也花光了。”

当时英伟达要融资有多难？

负责英伟达风险投资部门的 Sid Siddeek，至今仍记忆犹新：带着演讲材料，马不停蹄地奔赴多场投资者会议，帮助英伟达CEO和管理团队宣传他们的故事。而他的办公室，仅是一辆小到不能再小的活动房间。

黄仁勋在演讲中回忆，当时他银行里只有六个月左右的生活费，一家人都只能靠手头这点存款生活。于是，他干脆没写商业计划书，而是直接去找了前东家CEO Wilfred Corrigan。

当Wilfred Corrigan听完黄仁勋的介绍后，直言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是我听过最烂的创业推销之一。”即便如此，Wilfred Corrigan还是拿起电话，打给了Sequoia（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我要给您送个小伙子过去，希望您能给他投资，他曾是我们最棒的员工之一。”

然而当黄仁勋完成展示后，唐·瓦伦丁说了句话，“创业公司不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跟初创公司合作”。他的观点是，为了让英伟达成功，需要另一家初创公司也取得成功，就是 Electronic Arts，一家电子游戏开发公司。那家公司的 CTO当时只有 14 岁，得由妈妈开车送他上班。

就这样，唐·瓦伦丁与萨特·希尔资本各投了100万美元，让英伟达拿到了200万美元的天使轮融资，投后估值600万美元。要知道在此前，早年唐·瓦伦丁投资苹果公司也才出了几十万美元。

这笔投资至今难以磨灭，黄仁勋仍记得唐·瓦伦丁在会议上所说的：“你要是赔了我的钱，我杀了你。” 好在，黄仁勋与英伟达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一面镜子，那些敢于冒险的资本

时至今日，这笔天使投资被载入史册。

1999年，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市值2.3亿美元。以此计算，较英伟达天使轮估值已有38倍之高，即便在上市之后就部分退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相信以唐·瓦伦丁的投资理念，势必会坚持下去获得更高的回报。

后面的故事则无需赘述，英伟达一路崛起为一家芯片巨头，并随着OpenAI的横空出世，成为AI芯片当之无愧的统治者。与之相伴的，还有英伟达火箭般蹿升的股价——过去五年中，英伟达股价增长了28倍，最新市值已达到惊人的2.8万亿美元。

或许只有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黄仁勋此前也不止一次强调过融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初创公司就是快要倒闭的公司。“我创立英伟达的时候，每融资一轮之后就立刻开始融资下一轮，然后融资第三轮，生存非常重要,现金为王。作为CEO,要么赚钱，要么省钱,要么筹钱。”

与此同时，英伟达悄然间已构筑出一幅庞大的投资版图。S&P Global数据显示，英伟达在2023年已成为仅次于微软、软银和谷歌的第四大风险投资企业，其投资领域涵盖医疗保健与生物技术、AI基础架构、生成式AI与RPA技术、自动驾驶、机器人、3D打印等领域。

正如黄仁勋在很多场合强调那般，科技行业发展迅速，尽早对遥远的未来进行投资是英伟达的必走之路。

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看来，英伟达的成功再次强调了“硬科技”的长周期属性，以及“知识价值”的重要性，要持续占据领先地位就需要长期专注于技术创新，需要源源不断的研发投入。

作为投资人，米磊感触颇深。他认为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过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就没有办法投出伟大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通过支持颠覆式创新技术，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来推动科技进步和行业变革，最终收获‘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内风投一面最好的镜子。

上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在中国开始萌芽，行至今日已有三十年之久。然而在当下，风险投资这个舶来品，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本土化。一些VC不再有风险捕捉的意味，变成了刚性兑付的收益保障，既要周期短，又要无风险，还要有保障。

一时间，回购、对赌、分红在国内一级市场不绝于耳。比如创始人与投资机构之间的回购协议，实际已经见怪不怪，但自去年以来，情况起了变化——回购甚至被列为上投决会的硬性条件，如果实控人不愿意签回购，那就不投了。

“风险投资的魅力就在于寻找那些不确定性却可能极具颠覆性的创新。”一位不愿具名的创投合伙人感叹，需要警惕眼下一些做法——可能让我们丧失发现其他伟大创新的机会。

耐心资本，中国科技崛起之路

风险投资应该在科技崛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无疑值得每一位创投人深思。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非一日之功，要取得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往往要经历坎坷的技术奠基及突破过程、成果市场化应用过程，回报周期漫长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市场大潮中，很多科技初创企业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成果转化面临梗阻等原因，很长时间内难有良好财务表现，甚至可能“倒在黎明之前”。越是如此，就越需要壮大耐心资本。

何为耐心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引导资本做“时间的朋友”，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陪伴硬科技、科学家与创业者“长跑”。但面对眼下的现实情况，一些投资机构似乎不再那么重视想象力和长期主义。

深圳一位本土创投大佬直言，国内创业投资基金一般基金存续期为3+2年，最长为7年。而一般企业从成立到符合上市要求需要6—10 年的时间，这使得部分人民币基金无法长期持有优秀企业。

“部分投资人习惯于赚快钱，适应了短平快的投资节奏，要说服他们进行十年以上的投资，确实难度不小；而且，中国的投资者也不是很喜欢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来管，往往都是自己下场干投资。”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曾对此感慨道。

金石投资执行董事、投委会主任、总经理常军胜指出了背后分歧所在——境外主要出资人追求的是长期的资产配置，甚至希望把投资期拉长。“但国内现在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考核周期都比较短，在我这个任期内不能退出，那这个项目肯定就不做了。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

同时，他也强调要给LP合理的预期引导。“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度来看，我们的资金回报，包括我们LP的预期收益适当有下移，或者期限适当拉长，大家秉持着长期投资的理念，跟时间共同成长。”

对此，米磊给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壮大耐心资本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识到只有长周期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从政府到企业到所有的LP，都应该认识到耐心资本的长期的价值，和它产生巨大的未来的收益，去支持 VC/PE去做更长周期的投资，然后就能够有10年以上的周期的基金出现。在政策上也应该给予耐心资本一定的优惠。比如，对于真正的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耐心资本，给予这种税收的优惠。

创业维艰，“从0到1”的创新最为激动人心，但在这一刻到来之前，往往要走过艰苦、寂寞的漫漫长路，更需要风险投资一路相伴。正如唐·瓦伦丁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言：

“风险投资不是上帝视角看世界，也是创业，是和创业者一起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