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拖延个体的任务决策及执行差异

高低拖延个体的任务决策及执行差异

摘要

拖延行为普遍存在，且影响着许多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已有的许多研究发现拖延个体明知自己需要尽快完成某项任务,但行动上却迟迟无法付诸实践，表现出一种知行不- -”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在高低拖延特质者之间存在差异,以及拖延者表现出知行不-的原因都没有得到系统地考察。本研究的研究-通过检验 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目标任务选择比例和执行任务正确率上的差异来检验拖延特质与“知行不一°”的关系。 结果显示，高低拖延特质者在拖延决策(intention)阶段没有差别，但是在任务执行阶段(action)阶段有显著的差异，证实了拖延特质与知行不一-倾向的关系。研究二探究双系统理论对拖延特质与知行不- -的关系的解释。双系统理论认为,高低拖延者的差异不在于负责价值、情绪的热系统,而在于负责分析、遵守规则的冷系统。在意图和行动中,热系统更多在意图形成阶段较少地发挥作用，而冷系统资源是否充足在执行阶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低拖延者的差异没有体现在意图形成阶段(决策) , 却体现在了执行阶段。实验二将任务价值设置为高和低两种情况，通过检测高低拖延特质与价值高低的交互作用对选择比例和任务正确率的影响来检验双系统理论的解释。结果显示，当任务价值降低时，高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显著降低，但选择比例却没有显著变化。综合而言，本研究显示高拖延者确实存在更多知行不一*”的倾向， 并且双系统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其内在的机制。

关键字:拖延特质，知行不一，拖延决策，任务执行, 双系统理论

1引言

即使是一份即将就要交的报告,人们不拖延到截止期限便不会开始，最后熬夜通宵把自己累的精疲力尽。一个份给自己定的预期目标，如果重要程度不够并没有那么高，最后很可能一定是不了了之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拖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这是一种有消极后果的生活方式，人们习惯了不按时支付账单，也习惯了“玩会手机再睡觉"。尽管人们都视拖延为“毒物”，人们往往仍然会把要解决的事情拖延到最后-刻才完成，或者即使在-开始下定决心要雷厉风行，但是等到了需要付出行动的时候又开始拖沓不行。研究者指出，有25%的成年人受到拖延问题的影响，其中超过95%受到拖延问题困扰的人都希望能够改善拖延问题进而减轻其带来的不良后果(Elis& Knaus, 2002)。拖延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自身发展，如个人成就、学业水平等,还会让我们产生焦虑懊悔、抑郁等负面情绪(Constanintal2017),最终影响个体身心健康水平。

拖延的理论主要从意图和决策的角度来解释人们为何拖延。决策阶段是意图产生的重要阶段。通常来说，意图的产生后往往会进一步地转换为具体的行 为(Ajzen2011)。时间动机理论提出，当任务的奖赏被延迟时，人们执行任务的意愿较低，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娱乐性的活动，而非从事要紧的工作(Steel, 2006)。过往研究表明，高拖延者较低拖延者在跨期决策中确实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的小奖赏从而放弃了远期的大奖赏(H. Wuetal, 2016).情绪调节理论则指出，拖延者倾向于通过避免任务本身来避免任务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因此产生了推迟任务的倾向。时间决策模型认为，当前自我所感受到的任务结果效用和过程效用的竞争决定了个体是否会拖延。其中,结果效用是来自于被试经过时间折扣效应后对任务价值的评估，而过程效用则是个体预期自己在任务执行时的可能体验(Zhang&Feng 2020)。个体如果在决策阶段选择执行任务,那么后续是否一定会伴随着真实的行动吗? -项元分析综述指出，高低拖延者的差异可能不表现在意图强弱上，而在行动与否。这种意图与行为的对不应现象被称为“知行不一-(intntionaction gap)。知行不一是拖延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s(tel,2007)。研究者在五个时间段内研究了学生任务完成意图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发现学生中的高拖延特质者与非高拖延特质者有相同的任务完成意图，但在实际行动上有巨大的差异。高拖延特质者在课程开始时一般不会付诸行动，只有在课程快要结束时才会付出更多的努力(tel,200)。在另-项关于高低拖延者与其自我报告的工作意图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不管高低拖延特质者,在执行任务的意愿上没有差别，但是在执行行动上产生了差异。先前的研究表明，拖延决策和行为受到任务.个人特质以及状态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Proee,Kamorst,VanWissen&Meyer2013).不同的拖延理论也结合了不同的影响因素，从延迟折扣、情绪调节、决策过程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这些研究对探明拖延行为中的行为机制做出了贡献，能够为如何有效干预拖延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1.1拖延的概念

拖延是一种普遍存在与各个群体之中的问题行为，并且拖延往往会对个体带来不良影响。目前对于拖延定义得到广泛认可的是由Steel(2007)提出的，他认为拖延是一种个体主动或者意愿推迟做一项计划内的活动， 尽管意识到结果不好，但还是选择拖延，拖延的本质就是自我调节失败。不过对于拖延的理解是多方向的，其他研究者们从许多角度对拖延进行了定义。

比如从时间角度看, Silver(1974认为拖延概念的核心是时间成分，拖延是一种过度使用时间的现象，即将时间用于非工作或非必要活动，以至于无法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必要任务.从意图与行为差距的角度看,研究者认为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意图和行为之间的差距，即我们虽然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但却无法立即采取行动。这种差距使我们陷入-一种被动状态,导致工作难以完成，时间管理困难并最终产生拖延行为(Errari,2001)。从人格特质角度看，Milgram(1998认为拖延是一种会促使 人推迟完成任务的性格或行为倾向,是-种稳定的个人特质，拖延者往往会在任何情境而不是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拖延。

国内学者李晓东、薛玲玲2007等将拖延定义为:“拖延是指在已知或可预见的完成期限情况下，无故推迟或延迟完成某个任务的行为。拖延者往往主观上认为自己应该在完成任务之前先放松一下，自己有足够完成任务的时间，以及以后再完成任务会更容易。"这个定义将拖延行为概括为自愿回避和非理性。首先，自愿是指出于自己的意愿或兴趣，选择将某项任务或行动推迟或拖延。这种拖延行为不是由于外部压力所引起的，而是由于个人意愿而产生的。例如，一个学生可能更愿意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而不是花时间完成作业。回避是指由于害怕失去、失败等原因，而选择将某项任务或行动推迟或拖延。这种拖延行为常常是由于个人情绪或心理状态所影响的，例如，一个害怕面对考试失败的学生可能会选择拖延复习时间。非理性的拖延是指由于缺乏决策能力或认知偏差而选择将某项任务或行动推迟或拖延。这种拖延行为通常是由于个人对时间和任务的评估不准确，导致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延误。例如，-个没有清晰计划的学生可能会因为未能准确评估时间而拖延完成作业。

1.2拖延的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探讨拖延行为的原因与解决方法，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影响拖延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涵盖了个体的人格特质.状态与社会环境.任务性质等多个方面.其中,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情绪状态认知风格等人格特质是影响拖延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特质论者提出，“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神经质以及尽责性与拖延相关，其中尽责性更是特质拖延的根源(Koch&Na fziger,2011)0状态与社会环境包括同伴关系、家庭教育、职业压力等也会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任务性质涉及到任务的难易程度、任务的意义与价值等，行为主义者认为拖延是一-种习得的习惯，是从个体对愉快活动和短期奖赏的偏好发展而来的(蒙茜&郑涌.2006)。

1.2.1人格因素

随着许多人将拖延视为行为处事的一贯准则，越来越多人身上出现了特质式的拖延，即不管什么事情都拖延。有许多研究已经证实,拖延已经成为类似其他人格特质- -样的稳定特质。尽责性是大五人格中最能预测拖延行为的人格因素(L.ee 2000,研究发现尽责性越高的个体越不容易发生拖延行为。除了尽责性以外，其他人格特质如严谨性、随和性、开放性也一定程度能够影响个体是否拖延，当以上特质水平较低时，个体更容易出现拖延行为(倪亚琨2014)。神经质与拖延呈正相关(Steel 2007),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神经质个体的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任务过程所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而忽略结果效用，进而更容易出现拖延行为(Steel,2001)。此外，冲动性特质也是导致拖延一个重要原因， 冲动性和拖延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具有较高冲动性的个体因过于关注眼前事务从而会忽视未来事件，例如，Corkin 等人(2011)发现，冲动性越高的人更容易拖延，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外部刺激的干扰，难以抵制更具诱感力的活动。因此容易导致拖延行为的发生(tel,200)。除此以外，其他人格因素也会影响拖延，- 一些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Sadeghi 等人(201)发现，追求完美的人更不容易拖延，因为他们会认为完成一一个任务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因此会尽快完成任务。

1.2.2状态因素

影响拖延行为的状态因素主要包括情绪、自我损耗、诱感等。研究者发现负性情绪和拖延行为呈现正相关，当人们受到负性情绪影响时更容易发生拖延行为，而拖延行为又可能增强负性情绪形成恶性循环(候滔,2021)。短期情绪修复理论认为人们会对令人厌恶的任务产生负性情绪，而人们往往会推迟、拖延完成任务来缓解负性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Sirois. 2013)。例如,有研究者发现焦虑情绪是导致拖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处于较高焦虑情绪的个体更可能发生归因错误，他们更倾向于将失误归因为个人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同时他们害怕自己的能力不足会引起他人的负性评价,因而不愿实施行动,造成了拖延(李春凯，2009)。除焦虑情绪外，- 些学者也认为抑郁情绪与拖延有关，相关研究发现了抑郁对拖延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同时拖延也会反作用于个体,导致个体产生抑郁(石轶,2009)。自我损耗是由于拖延行为会导致个体在完成任务时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增加，从而消耗个体的自我资源。同时，拖延行为也会增加个体的焦虑和压力，进步消耗个体的自我资源，当能量耗尽时，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因此更容易拖延(ameister,2003)。

1.2.3任务因素

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只是对某些任务 拖延,个体的拖延行为大多与任务属性的有关(Blunt&Pychyl,2000)。任务的属性如任务的结构、任务的远期奖赏或惩罚.任务意义等方面。首先，-项任务的结构过于复杂导致缺乏条理性、难以整合分解时，个体更倾向于最先完成简单的任务进而引发更多的拖延行为。其次,任务奖赏可以分为内在奖赏与外在奖赏。内在奖赏是指完成任务本身带来的乐趣、满足感或自我认可.外在奖赏则是指完成任务后获得的实质奖赏，例如晋升、加薪等。研究表明，当任务奖赏是内在奖赏时,完成任务的欲望会更高.而当任务奖赏是外在奖赏时,若奖赏不够吸引人,也可能带来拖延行为。同时当任务的奖惩结果对个体的影响越小时，个体越倾向于拖延(tel,2007)。另外,任务的意义也与拖延行为有关，若任务的重要性不高或完成的截至日期较远时，会引发个体对任务主观价值的时间折扣，导致个体难以捕捉到任务的结果效用而引发拖延(Zhang &Feng2020)。

1.3拖延的相关理论

1.3.1情绪调节理论

Tice and Bratslavskyl2000最早提出了情绪调节理论,他们认为:“执行某-任务使人感到焦虑和痛苦，此时推迟这一-任务是一种短期调控这种负性情绪的有效方式。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避免任务本身来避免任务所引起的负性情绪”。这一理论强调了引发拖延行为的核心原因是任务厌恶，越是厌恶任务就越容易引发拖延，而只有当拖延任务不能够再降低负性情绪的不良影响时个体才会停止拖延。后来研究者将时间维度列为引发拖延行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了情绪调节理论对拖延的解释:“拖延的核心是个体修复当下负性情绪的需要超出了追求未来目标的需要”。该理论强调拖延是一种以放弃长远目标为代价而进行的短期情绪调节的行为(S iois&Pychy2013).情感调节策略分为情境调节和认知调节，涉及外部环境和个体内部思想过程的变化。例如，当个体遭遇难度较大.复杂性高、乏味长久的任务时，可能会感觉到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拖延者可能倾向于使用消极的情境调节策略，如逃避任务的责任或选择性地忽路需要完成任务的环境刺激，同时他们也更可能使用消极的认知调节策略，如对任务的重要性进行负面评价或预期失败的结果等来回避该任务带来的负性情绪甚到以至于忽略掉完成任务带来的奖赏和成就感以及对未来目标的追求。

1.3.2时间决策模型

时间决策模型(Temporal Decision Mod, TDM)将任务解构为任务过程和任务结果，并将时间折扣考虑为一一个影响拖延行为的因素，解释了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是: 当前自我所感受到的结果效用和过程效用的竞争将决定个体是否会拖延。其中，任务的结果效用与任务的价值属性相关，例如完成任务的奖赏、个人成就感Zhang&Feng_2020)。 但由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在未来，所以在进行拖延决策时的当下的结果效用是经过时间折扣后个体体验的主观价值。而任务的过程效用则与个体在实际执行任务时所体验的负性情绪以及自我损耗相关, 如对复杂任务的厌恶感。当任务的负性过程效用大于任务的正性结果效用时，个体会做出拖延的决策。具体来说，-个未来任务奖励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距离的延迟而减少，个体体验到的主观任务价值较低，而执行任务时的负性情绪是即时的、真切发生的，因此个体更倾向于做出拖延的决策来自我修复，而不是追求更多的长期收益。

1.4双系统理论

双系统理论(dual-process theory)j认为人们在进行评估和决策时受到两个系统的共同影响:一个是自动、直接、快速、情感化的冲动系统，由自动化的情感反应及奖赏反应系统组成(简称冲动系统(the impulsive system)"),例如感觉寻求奖赏偏好和做出冲动的反应,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热系统”; 另-个是意识参与的.间接、缓慢、分析性的自我控制的系统,它包括执行控制的过程和认知策路的应用,需要个体的意识化加工(简称控制系统(the reflective system)"),有学者也将其称为冷系统"(Hofmann et al, 2009)。

冲动系统(the impulsive system)是快速、自动.无意识的决策系统。它基于我们的经验和直觉，是- -种常规性的决策方式，也有人将其称为热系统"。它的特点是(1在进行判断和决策时更迅速，占用少量的认知加工和注意资源; (2)无意识或半无意识地工作,不需要注意意识的引导,即使我们不想参与决策也会自动进行; (3)受到情感的影响,比如说好恶情绪等。它是自动化的认知评估过程。举例来说，在面对拖延决策时，个体可能会对任务产生的厌恶情绪很有可能经过冲动系统的加工,因为情绪的产生是一种快速的、 自动化的评估过程，这种反应比较强烈。而控制系统(the rtlective system)的信息加工方式则是设置评估、监控和管理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控制个人的冲动和一一些自动化的反应,因此需要占用较多的注意资源。

同时也有研究者(Metcalfe & Mischel,199)提出了大脑冷热系统理论，认为大脑中存在两个独立的系统“热系统和“冷系统"共同影响认知和记忆，冷热双系统理论是-种相对于双系统理论更为具体.更为细致的决策理论并且这一一理论有着认知神经科学的支持:热系统以杏仁核为基础，负责满足及时的需求如情绪、价值、奖赏等,这种系统处理信息时更加主观、情感化和难以控制;冷系统以海马和额叶为中心，其主要职能是进行认知控制、规划、推理以及心理模拟(mental simlation等任务,这种系统处理信息时更加客观、理性、可靠，能够帮助我们权衡各种选择，分析信息，避免因为情绪而做出冲动、错误的决策。通常两个系统互相作用,个体通过冷系统来评估热系统提供的信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最终做出更正确的决策。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疲劳、 励、情绪激动或诸如此类的情况下，冷系统能力会下降，此时热系统很容易占据优势位置，压力短期内会通过皮质类固醇激索和去甲肾上腺索的共同作用迅速增加神经元活性，如引起兴奋性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谷氨酸的增加(Karst,Bergeret al .2010),从而引起情绪激活，导致人们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2问题提出及意义

2.1问题提出

以往研究并未系统地考察高拖延者是否相比低拖延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知行不一现象，以及拖延者表现出更多知行不一现象的原因也并不清楚。

时间决策模型指出，在决策时个体基于预期和心理模拟的过程效用及结果效用决定是否执行任务。在决策时，个体并没有真实地去体验任务执行的过程，相对而言，个体在执行过程中则能够真切体会到执行任务的感受，而感受到的情绪和价值体验往往与做决策时所预期、模拟的体验不同，因此执行任务时，强烈的任务厌恶更可能会致使个体的执行意愿下降，进而导致个体最终拖延。

如何用双系统理论解释拖延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并不一致呢? 远期的价值需要通过预期想象等表征远期事物的心理进行模拟，由以海马和额叶为核心的冷系统负责加工。而过程中的负性体验则由负责奖赏、情绪等以杏仁核为中心的热系统负责(Y onelinas& Ritchey,2015)。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发现海马相关的功能连接负责加工远期的奖赏，而杏仁核相关的功能连接负责表征任务的负性体验(Zhang cal, 2021)。以上两个独立的系统可能共同影响着决策和执行阶段的个体是否拖延，由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决策阶段，个体由于不必切身地体会执行任务的负性过程，因此热系统的激活程度可能低于执行阶段,并且冷系统的资源较为充足,能够使得被试做出符合要求规划的理性的决策。相对而言，在执行阶段强烈的负性体验会增强热系统的活动，从而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资源才能够坚持执行任务。因此在实验一 -中检测拖延特质是否只与执行存在相关,而与拖延决策不相关，从而为“知行不一-”现象提供实证支持。 此外，先前研究还表明，低拖延者具有高自我控制能力，即使任务厌恶带来的负性情绪很高或者结果效用很低，他们也能够更少地拖延(OSgood & Muraven, 2015)。因此在实验二中希望检验双系统理论对“知行不一~"现象的解释作用。

2.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1.探究了拖延究竟更多地源于对拖延决策阶段还是任务执行阶段，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拖延行为产生的过程，加深对于拖延者为什么会拖延的认识。

2.希望利用双系统理论为拖延行为提供良好的解释，探究高低拖延者在拖延过程中拖延决策和任务执行的差异以及其背后的拖延机制。

应用意义:

1.对于拖延的测量大多是量表测量法和自我报告等方法，使用实验方法测量拖延还没有特别的范式，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建立拖延行为的实验测量方法。

2探索如何用双系统理论解释拖延过程差距，有助于探讨任务执行中个体拖延的机制，进而指导实施有效的拖延干预措施。

3研究一

3.1研究目的

已经有研究发现拖延行为的产性实际上是由于拖延决策意图和任务执行两个阶段共同导致，即使个体做出了不拖延的决策，但是在任务执行阶段仍有可能引发拖延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知行不一*(inention-action gap)。 实验-的目的是通过被试选择目标任务的比例来验证是否存在意图和行为的差距，即拖延决策阶段和执行阶段是否有差距，同时探索高拖延者是否有着更大的意图行动差距，即拖延特质与拖延决策无关，而与拖延执行阶段相关。

3.2研究假设

H1:拖延特质只与任务执行存在相关,而与拖延决策不相关，即高低拖延者中，高拖延者有着更大的intention-action gap.

3.3研究方法

3.3.1被试

本实验招募了31名(14名女,平均年龄21.87岁)浙江大学在校学生。所有被试都是右利手,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所有被试在实验完成后获得相应的报酬及绩效奖励。

3.3.2测量材料及工具

实验采用纯拖延量表(The Pure Procrastination Scale, PPS)测量个体的拖延程度，该量表包括12 个问题(见附录), 每个问题都需要被试者从s个陈述中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答案，分值从1(完全不符合)倒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存在越多的拖延行为(Svartdal & Steel, 2017)。PPS 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1,本研究中,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9,具有良好的信度.

实验中的目标任务(困难有奖赏任务)采用自动生成的随机点图(点的属性固定,位置随机)作为材料，干扰任务(简单无奖赏任务)采用网络上下载的227张风景图片作为材料。

数据分析采用使用SPSS22.0,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

3.3.3实验设计和流程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个体的拖延特质高低，因变量为个体在拖延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差异，实验总共包含三个部分:问卷填写、练习阶段.正式实验。问卷填写使用纯拖延量表(Pure Procrastination Scale,PPS)来测量个体的拖延特质。正式实验阶段被试需要在困难有奖赏任务(目标任务)和简单无奖赏任务(干扰任务)之间进行选择,被试选择目标任务的比例是为了测量其在拖延决策上的差异。之后,通过被试执行目标任务的正确率来测量其在执行过程中的差异。此设计参照了前人的实验设计，其理论依据主要是拖延行为主要以放弃长远利益为代价来回避任务厌恶为特征(F.Sirois&Pychyl,2013;S.Zhang,Liu,etal. 2019)。需要说明的是，实验通过练习阶段对被试的数点能力进行测试并动态调整任务的难度以保证目标任务正确率在30%左右。这不仅使得被试在选择执行目标任务前已经了解了该任务的难度并且确保了每次目标任务对被试都是困难的,具体来说，被试需要首先完成-份测量其拖延特质水平的量表--纯拖延量表(PPS),其次被试需要通过练习阶段熟悉不同任务(数点和图片任务)的难度，并且检测被试的数点水平基线(数点正确率为30%时的大致点数)用作之后数点任务的点图点数动态调整初始区间。接下来在48个试次的正式实验中,被试需要在每个试次开始前选择执行目标任务(困难有奖赏) :准确数出给出的点数以获得奖赏，或者干扰任务(简单无奖赏) :数出呈现图片的张数。其中数点任务为目标任务，因此只收集目标任务的任务表现。

总计 31 名被试参加了研究一，其中有效被试 30 名。本研究参考了先前的研究(朱宁，2011)，采用拖延分数中分法确定高拖延特质者和低拖延特质者。根据被试的拖延特质对选择目标任务的比例和目标任务执行正确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3.1 所示。结合表 3.1 可以发现，高低拖延特质在目标任务执行正确率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在选择目标任务比例上差异较小。

为了验证高低拖延被试在拖延决策(intention)阶段，即困难和简单任务的选择上没有区别，本实验计算了被试拖延得分与选择目标任务比例的相关并进行了差异检验。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3.2 所示。其中拖延特质量表得分与被试选择目标任务的比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r=-0.243,p=0.125)。接着，本实验计算了被试延特质量表得分与目标任务执行正确率的相关来验证高拖延者相比低拖延者是否更加“知行不一”，结果发现被试拖延特质量表得分与目标任务执行正确率存在较高的负相关(r=-0.500，p<0.01)，这表明越拖延的被试执行表现越差，相关结果见图 3.2。

3.5 讨论

由于每个被试在练习阶段都能够知悉目标任务(困难有奖赏的数点任务)的难度，并且由于任务难度是根据被试数点能力进行动态调整的，此外被试每次的选择不受时间限制，因此任务难度应该不会影响个体对于目标任务的选择。这也符合了本实验的结果，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目标任务的选择比例上没有差异。由于拖延特质与目标任务选择比例相关比例的皮尔逊相关值仅约为0.2，并未能有力地证明拖延决策与拖延特质之间存在关联，那么造成拖延最终发生即高低拖延者产生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拖延并不产生于任务的决策阶段。例如，在一项关于学术拖延的研究中发现，学术拖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意图行为差距：大部分学生在开始一个任务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意图或打算，但由于缺乏充分的内部动机和其他原因，可能无法立即或者完全地付诸实践，从而导致了行为上的拖延(Grunschel & Patrzek,2015)。

相比拖延决策与拖延特质之间的较低相关性，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任务执行中的表现差异则更能够解释拖延可能产生于任务的实际执行阶段。由于任务难度是根据被试数点能力进行动态调整的，因此造成正确率产生差异的原因就不是个体因素。而根据时间决策模型，个体通过评估当前自我所感受到的结果效用和过程效用来决定是否拖延。而在未执行任务前的拖延决策阶段，被试只能够感受到远期奖赏带来的正向的结果效用和延迟任务厌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任务难度始终保持在高难度，被试所体验到的实时任务厌恶肯定强于在决策阶段心理预期或者心理模拟到的。并且由于高拖延特质者相比低拖延特质者有着更差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高拖延特质者会在执行阶段感受到更强的任务厌恶和负性情绪，因此在任务执行表现上不同拖延特质个体才表现出了差异，高拖延特质者更倾向于放弃执行任务。

4 研究二

4.1 研究目的

根据以往的研究，在进行认知和决策过程时大脑存在两个独立的认知神经系统，分别是负责满足及时的需求如情绪、价值、奖赏等的以杏仁核为中心的热系统和负责认知控制、规划、推理以及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等任务的以海马和额叶为中心的冷系统。双系统理论对拖延行为中存在的意图和行动差距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与决策阶段相比，热系统更可能在执行阶段占主导地位。因此，当降低目标任务的价值时，高拖延个体的任务表现可能会更差，而决策则无显著变化。实验二的目的是从双系统理论出发探究其是否能够解释拖延决策和行为的差异。

4.2 研究假设

H2：任务价值降低时只影响高拖延特质者在任务执行时的表现，而不影响低拖延特质者的执行表现。

4.3 研究方法

4.3.1 被试

本实验招募了 41 名(18 名女，平均年龄 20.93 岁)浙江大学在校学生。所有被试都是右利手，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所有被试在实验完成后获得相应的报酬及绩效奖励。

4.3.2 测量材料及工具

与实验一采用相同的实验材料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4.3.3 实验设计和流程

本实验为 2(任务价值：价值高、价值低)×2(拖延特质：高拖延特质、低拖延特质)混合设计。被室内变量为目标任务价值高低，被试间变量为高低拖延特质。因变量为个体在拖延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选择比例和正确率。实验包括了 48 个试次，其中任务价值高低两种条件各占 24 个试次，并在实验中随机出现。由于任务价值属于“热系统”，研究假设高拖延者执行阶段为热系统占据主导，而拖延决策阶段更多地依赖“冷系统”，因此当目标任务的价值降低以后会导致高拖延者执行表现显著下降，但不会引起选择比例的下降。

具体来说，被试需要首先完成一份测量其拖延特质水平的量表——纯拖延量表(PPS)，其次被试需要通过练习阶段熟悉不同任务（数点和图片任务）的难度。练习阶段将检测被试的数点水平基线（数点正确率30%）用作之后数点任务的点数数量动态调整初始区间。与实验一不同的是，在接下来48个试次的正式实验中，有24个试次目标任务的价值保持不变，剩下的24个试次目标任务的价值保持降低为原来的一半。价值不同的两种试次顺序随机。被试需要在每个试次开始前选择执行目标任务（困难有奖赏）：准确数出给出的点数以获得奖赏或干扰任务（简单无奖赏）：数出呈现图片的张数。其中数点任务为目标任务，因此只收集目标任务的相关数据。

表4.1统计了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不同任务价值中的目标任务选择比例和执行任务正确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为了验证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拖延决策(intention)阶段均依赖“冷”系统，本实验以拖延特质（高拖延、低拖延）作为被试间变量，以任务价值高低（高价值、低价值）为被试内变量，目标任务的选择比例为因变量进行了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2所示。分析结果显示任务价值的主效应显著(F=51.726，p<0.001,η2 =0.57),拖延特质的主效应不显著(F=0.353,p>0.1,η2 =0.022),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0.91,p>0.1,η2 =0.023)。这说明即使目标任务价值降低，高低拖延特质被试选择目标任务的比例差异不显著。图4.2为价值高低和拖延特质的交互作用图。

接下来实验以拖延特质（高拖延、低拖延）作为被试间变量，以任务价值高低（高价值、低价值）为被试内变量，以执行任务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了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3。分析结果显示，任务价值的主效应显著(F=18.887，p<0.001,η2 =0.326),拖延特质的主效应显著(F=6.916,p=0.012,η2 =0.151),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4.373,p<0.05,η2 =0.101)，交互作用见图4.3。这说明，任务价值和拖延特质分别对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产生了影响，低任务价值情景下的执行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高任务价值情景下的执行任务正确率；高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低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

进一步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3所示，高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明显地受到任务价值高低的影响,正确率在低任务价值时显著低于高任务价值时(p<0.01)，而低拖延特质被试在任务价值高和任务价值低的条件上没有显著差异(p>0.1)。这说明对于高拖延特质被试来说，他们确实会在低任务价值时表现更低的执行任务正确率，而低拖延特质被试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任务价值的降低确实更多地影响了高拖延特质的执行任务表现，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假设二，即任务价值降低时只影响高拖延特质者在任务执行时的表现.

4.5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目标任务的选择上没有区别，这一结果与实验一中的发现相一致。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了高低拖延者在拖延的决策阶段没有区别，不同拖延特质个体在决策上不显著的差异也表明拖延特质与拖延决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也就是说导致个体拖延的原因并不发生在决策阶段而在执行阶段。因此，实验二进一步了探究个体拖延特质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差异的认知机制。

冷热双系统理论提供了对人类决策过程的深入理解，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和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其中，热系统被描述为快速而随意的反应模式，主要依赖于直觉和经验，受到情绪、价值等因素影响。而冷系统则是一种缓慢而深思熟虑的反应模式，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影响被试做出不拖延决策需要由考虑远期奖赏的热系统和考虑规则、理性的冷系统共同作用，由于任务指导语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并且准确地完成目标任务以获得奖赏，出于对任务奖赏的追求以及完成任务要求的理性思考，以及仅通过心理预期产生的任务厌恶效果不强烈，因此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意图形成都做出不拖延的选择，所以在目标任务选择比例上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差异。但是当任务价值降低时，由于高拖延者比低拖延者的冷系统资源更加不足，当受到任务价值的影响时，他们更容易选择拒绝执行任务导致任务正确率下降。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低拖延者在任务正确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受到任务价值下降的影响。相反，这可能意味着低拖延者已经采取了更加有效的策略来平衡任务质量和速度。例如，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更加分析性的冷系统思考，并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保证任务的准确性。

5.1 研究结论

（1）拖延者中确实存在“知行不一”的现象，即高低拖延特质者在拖延决策(intention)阶段没有差别，但是在任务执行(action)阶段有显著的差异。并且高拖延特质者会展现出更大的intention-action gap。

（2）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任务价值高低两种情况下的目标任务选择比例依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当任务价值降低时，只有高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显著降低，低拖延特质被试的执行任务正确率不受任务价值高低的影响，说明高拖延特质被试在执行阶段更多地依赖“热系统”。

5.2 研究总讨论

5.2.1 知行不一现象中拖延特质的作用

意图决定行为，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按照已经形成的意图做出行为反应，然而阻碍人们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一个障碍是他们未能贯彻执行特定的意图，这就是所谓的意图-行动差距intention-action gap。有研究者(Blunt,2000)认为，拖延行为的产生实际上是拖延决策意图和任务执行两个阶段共同导致，拖延者将拖延行为当作了意愿执行和执行本身间的过程，因而导致了个体的意愿-执行间隙变大，导致了更多的拖延。高拖延特质者常面临着自我控制的困难，他们虽然意识到需要完成某项任务或行动,但是由于对自我的控制力不足,无法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因而出现意图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并且高拖延特质者面对困难或无趣的任务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如厌恶、焦虑等,这会削弱他们开始行动的动机和决心。这些消极情绪的出现,使他们原有的意图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出现意图行动差距。这些干扰和影响对高拖延特质者更加强烈，导致他们更难以将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出现了更明显的intention-action gap 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意图-行动差距不仅与拖延有关，而且拖延者的意图-行动差距对目标是近目标还是远目标特别敏感(Steel,2018)。这就说明目标的远期价值、对任务的厌恶情绪等都有可能扩大这种差距。

此外，高低拖延特质者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也存在一些不同，这也可能导致intentionaction gap现象的出现。例如在面临任务时，高拖延特质者倾向于更多地关注任务的意义和目标，而低拖延特质者则更加注重任务的细节和实施过程。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导致高拖延特质者出现意图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验证了“知行不一”在拖延现象中的存在，并且也分析了拖延特质对于“知行不一”现象的影响。

5.2.2拖延决策中拖延特质的作用

实验一和实验二都测试了拖延特质在进行拖延决策时的差异，并且发现高低拖延特质被试在拖延决策阶段并没有显著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对于拖延决策阶段的定义更多地关注在执行任务前对于是否进行执行任务的选择，虽然执行任务前的决策对随后的行为有着一定的预测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随后的任务执行中便不再做出决策，因此在时间决策模型中所指的决策是一种广义的决策，它包含了在执行任务中是否继续坚持执行的决策，可以将拖延决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个体能够根据当前的感受动态地进行新的决策，这就可能导致当高拖延特质被试在执行任务时更多地感受到了实时的任务厌恶、负性情绪，所以在执行任务时选择拖延。

高低拖延特质者在进行拖延决策时所接收的信息和任务性质并没有明显差异。研究表明，对于相同的任务和信息，高低拖延特质者所接收到的信息量、质量等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Rozental,2014)。因此，高低拖延特质者在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任务和信息内容是相似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认知过程中所采用的思考方法、注意力集中度、判断准确性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其次，尽管高低拖延特质者在处理信息和任务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在面临的决策过程中，都会采用类似的心理机制。例如，当个体面临任务时，他们往往会将任务分解成多个子任务，并根据每个子任务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来设置优先级。在这个过程中，高低拖延特质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策略，但是根据子任务的优先级来决定何时开始完成任务是非常类似的。而且，高低拖延特质者在进行决策时可能会受到类似的外部环境影响。高低拖延特质者在进行决策时，所处的环境、工作方式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当处于焦虑、抑郁等情绪状况下时，高拖延特质个体往往会更容易做出拖延决策；反之，当个体没有过多的压力时，高拖延特质个体会更容易开始任务并且完成得更好。因此，高低拖延特质者在处理特定任务和特定环境时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反驳为什么在进行拖延决策时没有明显差异。

5.2.3 任务执行阶段中拖延特质的作用

虽然说意图决定行为，每一次的决策都有可能预测未来的行为，但是在拖延现象中产生的意图不一定能引发相应的行为。引发拖延的阶段可能发生在对任务价值、任务时间的评估阶段，也有可能发生在决定是否执行的决策阶段，还有可能发生于实际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甚至还可能发生在已经执行任务但未能坚持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但是根据实验结果，研究验证了拖延行为更多地发生于执行任务的阶段。

执行任务阶段作为最重要的阶段，它将决定人们最终是否会拖延。有研究发现，高拖延的个体在任务执行中比低拖延的个体表现更糟糕(Kim&Seo,2015)，如果个体在执行任务时的集中程度不高，即使他们有很强的执行任务的意愿也会出现更多的拖延行为(E.Lee,2005)。

在已经探明拖延行为更多地发生于执行阶段后，弄清高低拖延特质产生拖延的内在机制则能够为如何干预拖延行为提供帮助。实验二较好地验证了认知决策冷热双系统理论作为高低拖延特质者进行拖延决策和执行阶段的内在机制：拖延行为是由两个独立的系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由于大脑中不同的脑区负责不同的功能，拖延往往针对远期的任务，因此远期的价值需要通过预期想象等表征远期事物的心理进行模拟，负责心理模拟、假设推理、考虑规则理性等以海马和额叶为核心的冷系统在对拖延决策占据主导作用(Boyer,2008;Peters&Büchel,2011)。而负责奖赏、情绪等以杏仁核为中心的热系统可能在任务执行阶段占据主导作用(Yonelinas&Ritchey,2015)。具体来说，当个体当任务价值下降时，高拖延特质者因为在任务执行时真实感受到的情绪和价值体验往往与做决策时所预期、模拟的体验不同，任务厌恶、远期奖赏的时间折扣等因素会致使个体的执行意愿下降，进而导致个体最终拖延。

本实验的结论也契合了前人的研究，在一项关于干预个体拖延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只增强个体的执行动机并不会减少个体的拖延行为(Gustavson & Miyake, 2017;Morin, 2013)。而将干预重点放在增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上的措施更能够减少个体的拖延行为(Eckert et al., 2016; Scent & Boes, 2014)。这也为如何有效干预拖延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5.3.1 研究不足

首先，选取的被试均为浙江大学学生，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且较少有被试属于典型的高拖延特质者。

其次，现实中的决策环境其实很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研究中使用的范式虽然从拖延的核心机制“对任务厌恶的回避”出发，但是和现实中的拖延情景仍有一定的差距。从行为表现而言，拖延行为涉及对本应该执行的任务再三推迟的过程，而这一特点需要足够的延迟和大跨度实验时间才能够模拟，这是本实验范式无法模拟到的地方。

最后，虽然得出了高低拖延特质在任务执行阶段产生了显著差异的结论，但是对于为什么高低拖延者会在任务执行正确率上产生差异仅做了初步探讨，对造成这种差异的认知机制并没有进行分析。

5.3.2 研究展望

近些年来对于拖延领域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神经成像角度，许多与拖延相关的神经成像研究都得到了充分可靠的证据，因此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研究高低拖延特质者在信息处理和决策以及任务执行时脑部活动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过程中大脑区域的激活情况与高低拖延特质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高低拖延特质者在进行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模式和行为表现。

此外，还可以探究高低拖延特质者在情感调节和自我监控方面的能力差异。通过采用心理测量和生理学指标等多种方法，比较高低拖延特质者在情感调节和自我监控方面的能力差异，并研究这些能力差异是否会影响拖延行为中的任务执行，这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拖延行为背后的机制，为个体进行有效干预提供科学依据。